“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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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中国青年网等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起“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观后感【5篇】，欢迎大家借鉴参考!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篇一】
“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催生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大运河的热情关注。同时也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去重新认识大运河。毫无疑问，循着运河开凿、疏浚、贯通的历史去深入具体了解大运河，考察大运河沿岸丰富的物质遗存，揭示运河对中国2000余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对申报世界遗产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只是我们在解读因运河而存留下来的显性的物质形态之后，不要忘却中国大运河的流波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众多物化的内容，与运河的流波一起流淌的还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精神，而这些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去总结、归纳和凝练，同时需要我们高扬一种精神。正如同奥林匹克精神以“更高、更快、更强”鞭策运动健儿奋力拼搏、勇攀高峰一样，大运河文化精神将引领我们为保护母亲河的永续流芳贡献生命的光和力。
有学者认为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表达了大运河的一种精神特质，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大运河的一种静态精神，而实际上众所周知，大运河是线性的活态的文化，是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因此，以静态的精神特质归纳大运河复杂的、动态的、多样的精神内涵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应该从运河对中国的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去追寻，我们发现，大运河自开凿之始到南北贯通，始终对中华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衍生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样貌呈现出“生生不息”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这既体现了中国大运河在长达2000余年历史流波中的根本特征与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理解世界的方式相融通，也符合当代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征程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生生不息”在词源上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事物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在传统文化中，儒学家们认为，生生就是变化，就是创造生命，就是生意盎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革故鼎新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本貌。《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为“大德”。儒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大德”，就是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和成就生命。中国儒学传统的这种根本理念恰恰就是大运河文化精神的旨归。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篇二】
中国大运河因变而生、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运河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延展过程，自春秋战国时期始，2000多年来，大运河的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春秋战国时期是大运河创建初期，那时，实力强盛的诸侯国为称霸中原、统一中国，大多会开凿运河，满足政治和军事需要是运河创始期的主要诉求。当时的运河多位于水系发育的河网地区，主要是用于连通两个相邻的天然水体。这个时期的运河开凿路线都不长，且为了取得水源，尽可能地利用河流、湖泊，所以大多水路弯曲迂回。这些运河与天然河道之间区别不大，受自然水体的水位影响较大。因此，初创期运河建设的成就其实更多地体现在设计者们对运河线路的成功规划——他们以运河连接了江淮和黄淮，甚至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而在工程技术方面，这时期的运河大多还只具备起码的人工渠道和水源工程。
隋唐宋时期是大运河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在这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横贯东西和纵连南北的大运河体系最终形成。此时，对都城的粮食供给运输已经成为运河工程的主要动因。较之初创期，这一时期运河工程规模更大，也更为系统。运河具备了交通调度、水源供给和泥沙防治等综合功能，且与天然河流边界分明，成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工程体系;在技术方面，具有综合工程效益的复闸工程系统称为这一时期中国水利工程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元明清由于定都北京，需要一条江南产粮区至北京的漕运水道，这带来了大运河兴建的第三次高潮，沟通六大水系的京杭运河在这时形成。在技术方面，京杭运河在解决黄河以北的运河供水、穿越分水岭及黄河泥沙淤积等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卓绝的创造力，其闸、坝等无论在设计、工程形式和功能方面，都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漕运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日趋严密、完善。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漕运和河道机构，分别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京杭大运河再次复兴，大运河的部分航道仍在通航。目前，仍有10万多艘船舶长年航行在运河上，大运河是中国“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仅淮扬运河段就相当于8条京沪高速公路的货运量。除了主航道承担着运输、灌溉、泄洪等功能外，大运河部分航道还担负着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的重任，对于中国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大运河流淌不息，从版图目的的区间水道演变成古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而今又继续充当着南北经济大动脉的角色。大运河的河道线路延续至今，大运河航运、水利、灌溉的功能仍在持续，而新的技术也会在大运河上继续出现。如今，在京杭大运河与淮河水道交叉的地方就矗立着一座被称为“上槽下洞”水上立交工程的横跨淮河的水路通道。通过它，入海水道泄洪时从大运河底下穿洞而过，实现了对淮河流域下游的防洪减灾，而上层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和运输功能也不再会受到影响。
“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变动是运河遗产的天然属性，也是其生命之源。我们相信，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深入，大运河的未来将迎来一个新的变化的历史契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条“母亲河”将不仅是航运的河流，而且是凝结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基因的河流。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篇三】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
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
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篇四】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在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古老的大运河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百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今天跟随我们的记者感受一下运河人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涵。
大运河景县段全长73.2公里，自南向北流经5个乡镇47个自然村，其中，留智庙镇的白草洼村和安陵镇的华家口村与大运河历史渊源尤为深厚。相传，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北巡游玩，途径白草洼;隋大业十二年，秦琼、程咬金大战白草洼;公元744年，诗人李白也曾到安陵访道士盖寰，并作了一首题为《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篆临别留赠》的诗。清朝时，康熙皇帝南巡船途经我县境内，填词一阙，其词刻碑于董子祠内;乾隆帝南巡也曾驻扎在我县城北，特为开福寺赐匾书“无量福田”四字，并咏诗二首等等。这些历朝历代的名人，通过运河的蜿蜒流淌为我县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拓宽和修缮，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京杭大运河景县段一直承担着繁重的航运任务，长达1367年。漕运的繁荣，带动了运河沿岸码头的兴盛，安陵镇华家口村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村民李凤林介绍：华家口一路向北都是货场，运输的货物有豆子、高粱、牲口，有时也拉人。
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华家口码头昔日的繁华。虽然大运河带来了交通便利，但是它也会发怒，吞噬来往船只。为了解决水位落差的问题，运河在形成时就设计了很多弯道，在华家口村就转了一个大弯。景县文广新局局长李树旺介绍：弯道的一个目的是控水，缓解水流，另一个目的为了河道船只运输安全。
弯道的设计保证了航运的安全，但是转弯处的坝体却经受着不小的冲击。历史上，大运河华家口段经常决堤，村庄被淹，庄稼被毁，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影响了作为当时运输大动脉的航运，直到清宣统3年，华家口夯土坝的修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夯土坝是清末时期，时任知县王为人领着老百姓修建的，采用的工艺是特制的黄土，把它蒸熬了，再用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运来的那种糯米熬成浆，把它和成泥，然后一层一层的筑起来的。”李书旺说：“筑起来之后，它的坚硬度是很强的，当时的检验标准成功不成功，就是50米外强弓拉满射箭，射在坝体上的弹回来，不再留任何痕迹，说明这个工艺是特别成功的。”如今，我们敲打坝体，声音如打到洪钟上，坚硬度依然完好。
自华家口夯土坝建好后的上百年时间里，华家口段再也没有发生过决堤。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而华家口村的夯土险工作为遗产点也名列其中。
谈起华家口村的运河情缘，75岁村民李凤林深有感触，他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断流之前，华家口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拉过船，从天津拉船一直到山东临清。李凤林还为我们哼唱起当年的船工号子。
余音绕耳的船工号子不仅喊出了运河精气神儿，也见证了运河千年的繁荣与沧桑，以及运河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白草洼和华家口还是有名的抗战村，全村上下积极响应号召，参军参战，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充分展现了运河人勇敢坚强的精神风貌!
悠悠运河水，浓浓赤子情。千百年来，大运河以其宽厚的胸怀，滋润了运河沿岸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漫长悠远的历史文化。如今，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程的实施，全县上下正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运河精神，乘势而上，鼓足干劲，为运河沿岸穿新衣、描新容，共同迎接这条流动千年的中华文脉的辉煌与复兴。华家口村党支部书记闫学军表示：今后将大力发展华家口村的旅游业，计划建运河文化博物馆，恢复从前的三教寺，把运河文化利用好，传承好，保护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华家口，让村民们更加富裕。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观后感【篇五】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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